发展新质生产力亟待打好五大创新战役

发布日期：2024-09-19 13:23

来源类型：热血剧全看 | 作者：乔治·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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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继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等战略部署，打好五大创新战役。

一、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一般包括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近年来，我国已突破第四代核电机组、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领域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创新成果快速涌现。同时必须看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庞大需求和科技研究范式深刻变革带来的挑战相比，与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严峻形势相比，我国不少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必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统筹科技力量锚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应发挥国家实验室在战略性、关键性领域的牵引作用。我国已组建了一批国家实验室，取得一批突破型、引领型成果。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应创新国家实验室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将其打造成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示范基地，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队的学术引领作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用、创新人才培养作用。强化使命引领，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挥建制化、大平台和综合性优势，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系列“卡脖子”科技难题。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有效耦合，产生强大的“化学效应”，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支持部分高科技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挺膺担当，充分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着力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

当然，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必须进一步理顺科技管理体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破除阻碍创新的堵点和卡点，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但是，这一“举国体制”绝不是政府包揽一切，不是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替代，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而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社会的协同作用，瞄准事关国家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形成非对称性优势，铸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二、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打好基础研究持久战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探索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的起始端。世界强国崛起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会有强大的科技创新与产业。牛顿在力学、光学以及和莱布尼茨共同在微积分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打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大门，英国也由此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欧姆、高斯、黎曼、李比希等创立相对论、量子力学、有机化学、细胞学说等重大科学理论，助力德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难题，根源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对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我们迫切需要集中优势资源，打好基础研究持久战，攻克最底层、最前沿的科学难题，真正从源头上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

注重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减轻科研人员的非科研负担。遵循科研规律，保护科研人员的好奇心，突出原创，鼓励科研人员进行自由探索、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断放飞好奇心、激发想象力和探求欲，加快形成一批“从0到1”重大原创性成果。

提升基础研究的财力支持强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23年研发经费投入达3327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4%，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但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2212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仅为6.6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我们应建立提高基础研究支出评估考核机制，为基础研究提供持续稳定的财力支撑。借鉴世界先发国家经验，还可拓宽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渠道，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

优化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重构科研组织模式，组织多方力量开展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平台，深化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改革，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充分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向在科技创新一线人员适当倾斜，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确保创新者得到合理的回报。完善从事基础研究人员的评价机制，在“破四唯”的同时“立新标”，建立以原创成果和高质量论文为标志的代表作评价制度，构建体现重大原创性贡献、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学科特点、学术影响力和研究能力等的评价指标，引导科研人员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同时，完善科技伦理体系，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推动科技向善，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三、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打赢创新人才争夺战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赢创新人才争夺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优先发展教育。教育是培育创新人才的基础先导，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纵览全球近现代发展史，每一个强国崛起和发展的背后，都体现出“教育立国”、“科技立国”的发展逻辑，可谓是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到2023年，我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提升至11年以上，人才红利潜力持续释放，助力我国成功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但必须承认，传统教育模式培养的拔尖性创新人才偏少，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培养能力有待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有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求相比差距较大。根据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聚焦创新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大批新型高素质劳动者。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对于战略科学家等顶级人才，充分发挥其在引领重大原始创新、参与科技战略顶层设计、整合科技创新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一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激励其围绕国家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实践证明，青年科技人才是一个国家人才队伍的后备军和“蓄水池”，20-45岁是一个人创新思维最活跃、最容易出成果的时期。因此，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关部署，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基地也应大力培养使用青年科技人才，支持青年创新人才开展长周期潜心研究，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当主角、挑大梁，开展原创、前沿、交叉科学问题研究，构建有利于青年创新人才持续涌现的创新生态。加大青年科技人才生活服务保障力度，让青年科技人才安身、安心、安业。此外，还应系统化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满足建设制造强国需要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打造一支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队伍和一流产业工人队伍。激励工程师队伍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高技能人才队伍和一流产业工人队伍锻造精品工程，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打造吸引全球创新人才的高地。要实行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制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采取提供有竞争力的物质待遇，创造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等举措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着力解决好高技术移民出入境、住房、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为优秀的海外人才来华工作提供更多便利，为各类创新主体引进用好人才提供有力支持，确保人才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进一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优化创新人才评价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比如，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人才，重在评价其科研任务的完成情况，充分听取任务委托方、成果采用方意见。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类的人才，建立以技术突破和产业贡献为导向，体现产学研和团队合作、技术创新与集成能力、成果的市场价值和应用实效、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评价指标体系。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流动、保障等方面体制机制障碍，把人才从科研管理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上持续用力,大力营造真心爱才、精心育才、倾心引才、暖心聚才的一流人才生态，形成人尽其才、各展其能的良好局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造就磅礴的人才力量。

四、夯实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好企业竞争突围战

企业是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主体，作为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结合点，既是科技成果的最大需求方，也是科技成果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者。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企业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才能实现创新价值。当前，大国企业间竞争愈发激烈，少数国家对我国企业预设“围墙”，筑起“高墙”。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打好竞争突围战，这不仅关乎企业能否发展壮大，更关乎企业能否顺利生存下来。

调研发现，我国企业对创新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但创新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依然较大，产学研协同力度偏低，一定程度上存在“不会、不想、不愿”等状况。有的企业自身研发实力不足，不会创新；有的企业过度关注短期效益，忽视长远发展，不想创新；有的企业困于侵权容易维权困难，不愿意创新。要改变这种窘况，必须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开辟企业创新空间。创造更多机会，激励企业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建立健全企业家科技创新咨询座谈会议制度。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推动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有所作为，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出题人、答题人及阅卷人的组织作用。据统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企业参加或牵头已经占80%左右，下一步应深化产学研用结合,支持有实力企业牵头重大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同设立联合研究机构，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大型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通过重组、合作、共享联合政产学研力量，组建共性技术企业类平台，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联合体。

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显示，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0.85%增至2022年的1.55%，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落实力度，不断增强企业的改革获得感。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发展耐心资本，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一个国家稀缺的战略性资源，是企业变革发展的灵魂人物、建设一流企业的中流砥柱。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和引领者，不断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企业家应树立创新发展理念，跳出企业对传统经营模式的依赖，培育企业创新文化，引领企业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升级。政府积极营造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消除企业家创新的后顾之忧，积极支持企业家专注创新发展。

五、因地制宜推动经济转型，打好区域创新阵地战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各地人才资源、科研条件差异较大，创新能力分布极不均衡。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造建设一批具有强大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区域创新阵地。

建设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当前，全球创新资源加速向若干区域集中，催生出一批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效率高、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创新高地，成为引领本国创新发展的重要阵地。打好区域创新阵地战，需要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面向未来，应构建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部分创新型省份或创新型城市为主力，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为基点的网络化创新格局，同时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创新体系的资源共享和相互支撑，不断推动各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塑造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

以创新引领区域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一方面，激发传统产业“新动能”。传统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石”，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放弃传统产业，而是应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赋能工程，为传统产业插上数字经济的“翅膀”，促进传统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另一方面，科学谋划未来产业。瞄准全球科技前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同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大中小融通发展、上下游配套协同，更高水平、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培育引领技术创新、带动能力强劲的企业创新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培育一批对产业链供应链有较强控制力、对产业生态构建有明显带动力的“链主”企业。

培育有竞争力的区域创新生态。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发展，绝不是自我封闭、自我隔绝的发展。利用好国际创新资源和创新市场，是地方缩小技术差距，实现快速追赶的重要途径。各地区必须秉持开放心态和全球视野，树立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意识，不断加强与世界创新城市在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做到“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做到“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推进高质量科技交流，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通过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多元务实高效的创新服务体系，充分释放国内外创新资源要素整合协同效应，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来源： 《红旗文稿》2024/16